我很幸运，二十年前第一批踏上了由高中到大学的直通快车，否则，我也会和早毕业一年的同学一样，到农村接受再教育。干一天的活，挣几分钱，的确很锻炼人，但缺油少盐的日子却是不好受的，到了青黄不接时，常常饿肚子，十七八岁的时候正长身体，饿急了真有人偷鸡摸狗，那种生活在当时离我很近，所幸，改革的春风来了，十一届三会全会召开时候，我已入校一、二个月了。那时的大学生实少得可怜，真可谓家庭的骄傲，社会的宠儿，天之骄子。那种感觉让人在大阴天也满脸阳光灿烂，简直好极了。
然而天之骄子的感觉在我们进入学校食堂的时候就荡然无存了。
刚入校学校实行的份餐，计划经济什么都有计划，当时的大学生的定量只有２９斤，其中有３０％的今天小孩子听不懂的所谓粗粮。平均到每天就是早晚各一碗黄糊糊一个馍，中午两个馍；油每月只有半斤，油水少，疏菜也单一，一份咸菜，如果是豆腐乳，就是改善生活了，中午有一份菜，所谓肉旦是定量凭票的，得遇上良辰吉日，才能享用，而晚餐去晚了，也只有重复早餐了。这种人人一样的计划伙食，农村来的同学吃不饱，城市来的同学吃不好，而象我这样的正长身体的城市学生是既吃不好又吃不好。同学们牢骚满腹，甚至以罢餐相威胁。而学校的伙管人员也是满脸无奈，一踌莫展，任你怎么解释，吃不好、饿肚子却是驳不倒的硬道理。逼的学校不得不在服务上，卫生上，质量上下功夫，粗粮细做，并给凭粮票和钱加餐的权利，才算逐渐平息了风波，虽然意见仍不少，但罢餐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。
日子久了，人们也逐渐习惯了，因此，一年后，当由份餐改为凭票购餐时，同学们为之跃了。之后，伙食改善的步伐加快了，那个速度不能用百分比和倍数来显示，因为质变的成份很多，到我们毕业时，让我们羡慕的是新来的大学生可以不粗粮了，而且还有那么多可以挑选的菜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变化这么大，让人产生上学太早点的感觉。
如今二十年过去了，学校的食堂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前些时候，我们回母校聚会，为重温当年的大学梦，我们舍弃了豪华的酒店，来到了食堂，可当我们拿着饭碗到了窗口，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使手中的磁卡，那品种繁多的主副食，那优雅的环境找不出当年的食堂影子，真让人产生一种在大饭店吃自助餐的感觉。同今天的大学生相比，再回首当年对新入校的师弟的羡慕时，顿时觉得有些“悲惨”。联想到几年前的“要饭”经历，不由得让人生出诸多感慨来。
八十年代，我和一个同事骑自行车去山东旅游，有一天，用过早餐，刚走到通往曲阜的田野，我们的眼神便被一种香味拽了过去，扭头望去，只见路边一个大娘正端着一碗黄面红署汤，那大学四年也许吃了一千多天，二千多次，当时见了就胃酸，这辈子再也不想见的黄糊糊不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香，诱人肠胃的香味馋得人直往嗓子眼里咽东西，真恨人呢。于是，路上我们便萌发了到老乡家要饭的创意，这种创意让人产生了新的情绪点。到了曲阜，还没有进孔庙，我们就开始物色对象。
在一个老大娘的茶摊，一坐下，同事便大姨长大姨短的套近乎，同时不住地夸山东的剪饼卷大葱和小米粥好吃，说泰安的好，威海的好，济南的好，就是没说曲阜的好，于是大娘便称赞起曲阜的剪饼来，同事做很吃惊状，顺水推舟地要到大娘家尝尝。说不好听的就是要饭，大娘以为是开玩笑，爽快地答应了。但中午我们真得又来到了大娘的茶摊时，大娘犯愁了，大娘家也几年没吃过剪饼了，现在麦都吃不完，没人再吃玉米面的剪饼了，好在路过的一对母女，大娘的邻居过来解了围，路过这位大娘的小女儿想让我们等一下，说回去看看再来叫我们，说剪饼已经放了好长时间，怕里面生虫，同事却早等不及了，给我使了个眼色便跨上车子尾随着小姑娘进了村。庄户人家手脚就是麻利，没一会一锅地道的玉米和近一尽厚的剪饼送了上来，我们在大娘家里海吃猛喝起来，基本采取了三光政策，剪饼基本吃完，玉米糊基本见底，大葱基本不见，正吃得高兴，却发现剪饼里出了虫，大娘一家一再解释说，现在麦都吃不完，没人吃剪饼了，不知道你们来，要不就专门为我们做，小姑娘更直，说这些剪饼本来是准备喂猪的，说得大娘直翻眼皮看她。而更让我们受窘的是门外早已聚集的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、大姑娘小媳妇，他们那奇怪而优越的目光，让我们感慨万千。
是的，黄面不仅远离城市人的餐桌，也远离了农村人的餐桌。十几年后却又一另一面目杀了回来，势不可挡地杀进了星级酒店，而过去只星级酒店才能见的东西在百姓家的餐桌上却司空见惯；过去，一斤大米换三斤黄面，而今，一斤黄面换几斤大米，这一反一正，又反映了多么大的变化？一花一世界，二十年来衣食住行上的变化，又能折射出多少沧桑巨变呢？每个人都有一些精采的故事，当人们玩味老照片时，当人们想起“吃了吗？”的问候语时，当人们静静地怀旧时，无不从内心的深处感叹生活的巨变，对自己碰上了好时光心存感激。这一切就是改革的功劳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劳，让我们永远记住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的总设计师－－邓小平同志吧。
